与量子力学、相对论同一时期介绍到中国—— 生机论为中国新文化带来哪些新气象 中国的生物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机缘是什么？对“科玄论战”，生物学家秉志和费鸿年为何会“审慎地思考”？这都与一个人和他的学说有关，他就是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杜里舒（1867—1941）及其生机主义学说。 不仅如此，除了生物学家外，那一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分别从各自专业角度对生机论进行了诠释，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特性，并将生机主义理念应用在研究实践中。生物学家宣告生物学独立，哲学家提倡“生之形而上学”，教育学家则推行了道尔顿制、游戏教学法等教育实践。 100多年前，1922年9月9日，应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讲学社邀请，杜里舒与其夫人于法国马赛港登上前往东方的客船，他将在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他们还邀请了包括杜威、罗素在内的各国学者来华演讲，以期把握各国思想界动态，博采众长。 杜里舒将为中国的新文化带来哪些新气象？这里先从他的生机论说起。杜里舒是19世纪末兴起的生机论的代表人物。当时的生物界中，以德国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海克尔为代表的唯物机械论可谓是权威，这一派学者将生物视为一部复杂精密的机械，各种生命活动都依照物理、化学定律获得解释。 杜里舒根据其实验观察，发现并非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可以通过理化原理得以解释，例如复生现象，又如将早期的胚胎细胞分离，它们却能分别发育成完整个体。因而，他推测生命活动有特殊的动因和法则，以及明显的全体性和目的性。 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Entelechy（隐德来希，意思是自身即目的）来指称这一生命特质，从机械论的生命学说转向了生机论，并且宣称生物学是一门独立于物理和化学的学科。 由于隐德来希是一种非物质非能量的因素，是杜里舒基于同时代科学不能解释的现象而进行的逻辑上的推论，不能通过实验证明或证伪，他便进入哲学领域寻找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生命现象在科学范围内无法得到彻底的解释，需借助哲学与形而上学才能探究更本质、更终极的真理。 杜里舒的生机哲学，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关注。它不仅为张君劢、梁启超等人的新文化方案提供了理论支持，启发了现代新儒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对其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对科学和人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杜里舒访华期间，中国学界正进行“科玄论战”，国内学者对于生机主义的译介，为我们提供了以往研究中没有注意到的关于科学、哲学和人生的思考。简要来说，各位学者分别从认识论、价值维度以及教育理念等三个角度对生机论进行了介绍。生机论是和量子力学、相对论在同一时期介绍到中国的，这些都刷新了学者们对于科学的认识。 费鸿年认为，生机论的最大贡献在于，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生命的自主律。他认为，生物体遵循特有的“统一因果律”。在受到外界各种刺激时，生物体始终向着整全性发展。这暗示出生命科学与无机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动摇了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科学大厦。 当时的中国生物学科仍处于发展早期，所以这种认识论上的不同引申出对生物学科独立性的提倡。秉志作为当时的学科带头人，更是直言：“生机哲学于将来生物学之革旧谋新，必生最大影响。”他认为，倘若只采用理化方法，生物学恐怕只能是理化的“附庸”，而不能成为“纯粹独立之科学”。 在张君劢、瞿世英等哲学家看来，生命现象和物理现象的相互独立性证明了区分精神科学和物质科学的必要。张君劢认为，隐德来希是精神性在生物界的具体表现，所以很难在经验界内部求出其法则。 此外，哲学家更关注生命自主律的价值维度。对他们而言，哲学的效用就是为人生观寻一个合理的依据，养成适当的人生态度。他们反对机械论的原因在于，在机械论的人生观下，人的活动受到物质规律的制约，仿佛一件可以任意受外力驱使的器具，这样的人生很难有什么意义可言。 生机哲学强调人格的完整性，承认先验界的存在。人的精神生活得以保障，人才能够浩然立于天地之间，享受与天地参的自由。 对于人性的思考也体现在教育理念中。心理学家及教育家高觉敷指出，几乎所有的教育理念都基于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而定，机械主义和生机主义分别代表两种最基本的答案。机械主义的教育观注重对人后天的培养和塑造，而生机主义的教育观则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每个人天生的个性。 这两种教育理念的目的也不相同。机械主义的教育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使得人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生机主义的教育则以人为本，目的在于使人的个性张扬，社会应该提供开放包容的环境。 高觉敷表示，两种教育理念应该结合，以发展个性为目的，以后天的引导、训练为手段。教育家舒新城在吴淞中学推行的道尔顿制教育，亦基于生机主义的理念，注重激发学生自由、自动、合作的潜力。 由此可见，杜里舒学说的系统性为各领域学者提供了共同的平台，打破了学科壁垒，促进了跨领域交流。当时，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很多人对于生命问题的反思都兼具科学和人文的关怀。 学者们不仅关注生机主义的学术意义，也重视其道德意涵和社会影响。他们强调科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科学理论也具有道德意涵，科学进步应兼顾社会影响。生机论正是对机械论造成的伦理物质主义的一种挑战。 杜里舒的译介和“科玄论战”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生物学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科玄论战”，但对科学和哲学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费鸿年以杜里舒的生机论为基础，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于1924年出版了《新生命论》一书。他坦言，科学有其界限，科学和哲学互相补充。 秉志也认为生命问题并非全由科学方法解决，有时仍需哲学推理，这可以促进科学的进步。当胡适、陈独秀、丁文江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大力宣传“科学方法万能论”时，秉志作为科学家，反而拥抱了哲学方法。 秉志和费鸿年的态度让我们看到，科学家专注科学，并非将科学信仰化或意识形态化。在当时的学界中，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可能并非如“科玄论战”中呈现的那么剑拔弩张。 在喧嚣的“战火”背后，仍有不少审慎地思考。学者们以超越自身专业的眼光、敬畏的态度探索生命的本质。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科学和人文不再二元对立，而是形成一股合力，一起走向未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