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其最短板。由此可见，木桶的每个构成元素都对整体有潜在影响。但有一个前提，如果烂木板不被收拾掉，就算最短板很高，桶也是边装边漏。本文是《黑天鹅》的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对自己的新书《同舟共济》（Skin in the Game）做的一些阐释。
如果你要找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你会挑一个看起来像屠夫的医生吗？
正常人一般都至少会选择一个看着像医生、有手术资格的人。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哪怕这个医生是演员扮演的，我们也不会选择屠夫。其中的逻辑是，要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至少得做出相应的努力或付出相应的代价。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回答以下这些重要问题：
1. 真理智和找借口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2. 真美德和假正经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3. 荣誉和牺牲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4. 宗教和惺惺作态的区别是什么？（在功能看来上，教皇其实是个无神论者。）
5. 如何合理化寻租行为，说明它并不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
6. 为什么不要告诉他人将要做什么，只谈论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
甚至是
7. 去哪儿找谁买车？
什么叫做“同舟共济”（Skin in the Game）？这个表达通常容易让人误解，让听者觉得说的光是激励：提出给奖金，就会让员工更加努力工作等等。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你也可以将“同舟共济”理解为：你我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如果我栽了，你也应该付出代价。“同舟共济”既有奖励的一面，也有惩罚的一面，如果有人做错了事，伤害了其他人，就应该担负起责任，接受相应的惩罚。既然大家在同一条船上，有获得激励的机会，那同时也应有接受惩罚的风险。
我的观点是，这个逻辑背后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让愿意接受惩罚作为参与的前提，作为一道筛选的机制，以帮助整体进步。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一个系统如果要正常运行，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承担潜在的风险。决策者必须为其决策负责，并且在失败时付出相应的代价。不然的话，整个世界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容易崩溃。这样看来，当前大众对那些自诩的专家普遍感到不满，觉得这些所谓的专家虽接受了很高的教育，表面上看十分专业，但是说话做事不用付出代价，并且一错再错，有时不光是一人犯错，而是集体失误。
你有没有想过，高速公路上，车开得这么快，却很少有司机能造成大事故，导致数十人伤亡？这样的事故其实不多，因为如果真发生了大型事故，司机本人也很难幸免于难而那些危险驾驶的司机大部分也确实承担了代价，或者被吊销执照，所以说，开车这项活动的前提就是先“签下生死状”，不按规则行事的参与者就会付出代价。这个前提就是一个筛选机制，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风险管理工具，其本质是风险共享，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如此。如果轮船失事，船长就会失业；如果飞行员技术不过关，就会和飞机一起坠落；理财经理如果不考虑风险，最后也会失业，沦落到干苦工。（假如他们交易都是自己的钱。）
系统自己不会学习进步，因为系统中的人各学各的，进步速度不同。这也是现在社会的一个谜题。
系统是通过选择机制，在集体的水平上学习的：淘汰掉那些影响整体健康的因素。但前提是，所有因素都有被淘汰的可能。
一个城市餐饮质量的进步，就是在不同餐厅不断的竞争中，优胜劣汰，水准才越来越高，而不是取决于某个餐厅的某个主厨个人的水平。但是屹立不倒的政府饭堂就不受淘汰机制的约束，假如参与者无需付出代价，那么整个进化机制就会崩溃：本该被淘汰的甲，让乙当了替死鬼，随着整个系统中苟延残喘的甲不断增加，整个系统的健康程度就每况愈下，最终崩溃消亡。
但是，一直以来，整个社会科学学界和官僚主义者，都没有关注这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然科学界以外，人文科学学者无需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他们在学术界，觉得学术和现实没有区别，但现实中却并非如此。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教授进化论，但他们本身并不实践这个理论，他们觉得进化论对自己不适用。这些学者几乎一致同意，应该构建官方权威，把哈佛立为学术金字塔的顶尖。
上文中找外科医生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如果外科医生手术没做好，就要付出代价，赔上自己的名声，甚至整个前程。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就能够确认某个学科是否达到了要求的技术和标准。但是现在在很多智囊团和大企业中出谋划策的人，很多是绣花枕头，而这类人很可能正在规划我们的生活、考虑干预利比亚内政。他们像是扮演着某些角色的演员，嘴上一套一套的说的好听，会议一场接一场的开。把话说出来容易，但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台上的人说的太好听，我们就知道他可能言行不一。
水管工、面包店、工程师、调音师的技术水平，有他们的客户来评判。医生的技术，可以有患者来评判。小镇的市长，工作做得好不好，可以由市民来评判。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更是有严格精准的规则作为标准。这些职业人士都可以称为专家，99%都受到规则限制，如果犯错就会付出代价。但是，宏观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和评论员，以及智囊团的政策制定者，他们是不是专家就不好说了。奉行官僚主义的学者专不专业，通常是由其他官僚和学术人士来判断的，他们没有被现实淘汰的压力。这些判断是由同辈做出，犯错了也无需付出生存代价，他们的研究通常相互引用。他们眼中的激励是：在合适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合适的话题，设法促成一些经验主义谈，提出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理论，以求打败标准。
事实上，评判预测者工作水平的不该是同辈的预测者，也不是手拿着某些公认标准的裁判，而应该是会计。
公认的标准常常被糊弄：政客常常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让整个系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而这样做的苦果通常都落在继任者头上，留下一个烂摊子给继任者收拾。
因为建筑师之间会相互评价，那么一个建筑师设计没做好，别的建筑师就会指出。但是对官僚主义者的愤懑只能来自普罗大众。大众判断的原则很简单：领域越小，功夫越深。（用复杂理论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专业程度是与其规模有关的。）而现在讽刺的是，世界越来越复杂，满嘴宏观理论的人，影响力却越来越大。我们要做的是去中心化(让地方政府自己采取行动，并且让行动的过程透明化)，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权力集中起来。
此外，在过去4000年以来，为自己的行动承担风险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大家都必须遵守，但最近却并非如此。在过去，鼓动战争的人，必须亲自参战。罗马帝国的国王大多死在战场上，没几个是在自己床上去世的（除非被下毒毒死。）要取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须接受更高的风险：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皮奥和拿破仑不仅是亲自参加的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才获得权力。勇气是唯一不能装出来的美德。爵士和骑士都是拿勇气换来的称号，他们的义务就是保护那些给了他们头衔的人。这些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都承担了极大的风险，这也是文明中不变的真理。(几乎所有文明，除了埃及的法老和中国明朝以外：官僚主义者一度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后来很快就灭亡了)。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